王伟:环保应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工具

2015-07-03 11:00

微信图片_20200612110140.jpg

王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新区开发中,因治污、修复而增加的额外成本,往往令政府生畏,回避污染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更高的建设标准带来的增量成本,如何在当前倒挂的资源价格条件下,在更长、更具风险的回收期中,得到合理的收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仅仅靠上级政府的补贴激励,或开发商的公益良心,难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各地城市病集中爆发和蔓延,特别是近年来持续出现的大面积雾霾,为我国传统发展方式敲响警钟。新一轮城镇化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新型城镇化如何兼容“美丽中国”?这是一个亟须深入思考、超前谋划、全盘布局的重大课题。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特征之一,资源环境约束——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要求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绿色化。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加入“绿色化”,并将其定性为政治任务,意义非常重大。

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实现?最大的难点又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最大的难点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如何平稳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必须设定最严格的生态红线,尽快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生态容量已经变的非常有限,足以威胁子孙后代。我们需要反思,发展是为了追求什么?

二是必须转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动力断档期与换档期,需要尽快培育出新兴的、具有自主创新力的支柱产业,减少对经济的波动。

三是必须重视日益增长的民生环保需求。公众的健康福祉是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如果今天我们寅吃卯粮,纵然有了金山银山,但没有了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清洁的土壤,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如何生存?

从国家建设现代治理体系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环保工作如何能够发挥自身作用,体现自身价值呢?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一句话令人印象与感慨颇深——“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看天”。与此同时,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发布仅仅两天,点击率就将近8000万,并在国内各大社交媒体之间转载分享,引发民众广泛热议……一位身居庙堂,一位行走江湖,共同剑指雾霾危机。我认为,一方面,这意味着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万众瞩目;另一方面,意味着官民联动的格局正在形成,而这很可能是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以来,发展我国环保事业面临的最好战略机遇。

那么,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环保部门自身有能力全部担当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环境保护工作经常会遇到执行受阻,或效果大打折扣的现象,环保执行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环保部门的执政能力,以及在公众心中的威信。“十三五”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5年,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在有限的转型时间与空间里,如何抓住这次环保战略契机,推动环保事业发展?我认为,亟须革新理念,务实行动。

第一,重塑定位,凝聚共识。我们必须对新时期的环保工作作出新的定位,要上升到国家治理能力与工具的高度,来看待环保工作的作用与影响,不能再让环保工作扮演“事前走过场,事后来救火”的形式存在者,而是要具有实实在在的权威和能力。往大了说,环保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小了说,环保维护着城乡的生态秩序,关乎公众的生活起居。因此,环保工作能否成功,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环保事业要能成为凝聚全局共识的载体,让各方力量参与进来、行动起来。

第二,重塑机制,推动共赢。李克强总理曾讲,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环境与生态的公共属性,使多元利益主体从中不断汲取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损坏他,这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接近极限,环境的保护、恢复和治理,仅靠政府下力气、下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站在符合生态环境整体长远发展规律的角度,制定一套规则,而这套规则既能保障各阶层民众基本环境福利的公平分配,又能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乐意、持续性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开发与管理过程中,最终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共赢。

第三,重构利益,激活共建。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环境治理与保护将是一项投入巨大的长期工程。按照国家三大行动计划,大气治理领域投资需达到1.7万亿元,水行动计划投资金额约2万亿元,而土壤治理则高达10几万亿,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必须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因此,环境保护须实现由传统强调工程技术向更加注重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的转变。为此,需要重新界定与明晰各类环保事务的权责属性与投入产出效益,导入PPP理念与模式,构建基于政府投资与社会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平台,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完善环保投融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鼓励各种绿色金融创新,全方位激活政府——市场——社会的参与意愿,营造共同建设、共同行动的“大环保”局面。

现在的市政绿化是每平方米200~300元,但是要想达到城市森林的效益,每平米至少还需要投入600元,600元意味着城市可以有中型乔木,实现复层绿化。但是不管规划设计方案考虑得是否周到,很多市政绿化最后还是沦为“铺一铺草坪、栽一栽小树苗”。再如,河流和土壤修复不断受到重视,但在新区开发中,增加的额外成本往往令政府生畏,回避污染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更高的建设标准带来的增量成本,如何在当前倒挂的资源价格条件下,在更长、更具风险的回收期中,得到合理的收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仅仅靠上级政府的补贴激励,或开发商的公益良心,难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四,重现美好,实现共享。在重塑定位、重塑机制、重构利益的基础之上,展开科学高效地环保工作,逐步减缓、改善与扭转环境恶化趋势,最终重现青山绿水、美丽中国。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以人为本的,但是这个“人”怎么去写、怎么落实才是关键所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和创新,更需要分享改革创新成果。

重现青山绿水、美丽中国,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幸福账户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幸福?赚了钱,就是幸福吗?还是拥有了健康,就是幸福?或是享受了蓝天和白云,就是幸福?我认为,要看整个人所拥有的,而不是以银行里的金钱数目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怪圈,加入到社会的公益事件中。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当下高层重视与民意涌动,环保事业迎来了众志成城推动下的合力拐点,未来“互联网+环保+绿色化”将为我们营造出新的工作格局,意味着环保工作不再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一群人的事业,只有大众环保、万众环保才会迸发出最灿烂的火花。时代赋予环保的使命需要大家共同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环保事业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之路,共同谋划创造价值与互利共赢之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万众环保”的潜力。那时,我们离真正的春天便不远了!

XML 地图